或许是因为历史的巧合，但是，偶然当中定含着必然。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之前，中外大批文化人士聚居桂林，掀起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胡愈之《忆长江同志》），所以被全国誉为“桂林文化城”。短短6年中，中外作家在桂林撰写或出版的研究鲁迅的论文有130多篇，专著有10多种。由此，“全国的鲁迅研究在抗战时期出现了空前高潮，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就是这个高潮的中心，桂林文化城发表和出版的不少鲁迅研究论著都称得上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高峰”。（刘泰隆《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的历史高峰》〖前言〗）
当时桂林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为文化名人的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政治环境优于重庆，经济环境优于延安。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文化人中不少是鲁迅精神的传人，是“鲁迅化”的代表人物，像胡风、冯雪峰、邵荃麟等。这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和特点在刘泰隆教授的新作《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不仅如此，而且作者着重把历史的整合与有益的探索并举，开拓了鲁迅研究在地域性和阶段性方面的新领域。
把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的特殊现象大胆地、富有创见地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乃至我国新时期之前鲁迅研究的高峰作为全书立论的核心，围绕这一“历史的高峰”，以史带论，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鲁迅研究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把桂林文化城时期的鲁迅研究状况纳入整个研究历史的格局中，具体地讲是把这一部分内容归入鲁迅研究历史的开拓期，从而显示了其学术地位和价值。因此作者重点探讨桂林文化城对鲁迅总体的最高认识的所有重要的观点，并对其进行“精华解剖”，其中特别强调了桂林文化城对《阿Q正传》研究的突出成就。作者从桂林文化城论阿Q典型问题的所有文章中归纳出两种主要观点，即“中国国民精神的综合”说和从“阶级性”出发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说，并以此同鲁迅研究上有关阿Q典型性问题的几十种看法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也大致可以归入以上两种说法，这种史与论的整合，驭繁就简的方法，加强了论点的可靠性。
对历史的整合只有同有益的探索结合起来才如一把双刃剑，发挥其锋利无比的威力，否则只是资料的罗列和堆砌。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涉及到鲁迅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研究成就也各有差异。因此，作者为了弥补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中的杂文研究和旧诗研究的不足，把自己多年来对鲁迅杂文特点和鲁迅旧诗艺术特色的研究成果补了进去。毫无夸张地说，作者对鲁迅杂文和旧体诗的研究达到了当代这些内容研究的水平。例如，作者以“趣”和“味”的审美范畴来统领鲁迅杂文的主要特点，单就“趣”的方面，作者就分析了“奇趣”、“情趣”、“形趣”、“语趣”等特点，而对鲁迅旧体诗的艺术分析用“十炼”来归纳则可谓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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